原标题：“我是工尽谁的员工？”尽快驱散灵活就业人员“身份迷雾”  | 新京报专栏

当前，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，快驱不应仅以身份为标准。散灵身份

文 | 孟泉

据上游新闻报道，快驱为某知名快递公司开车的散灵身份驾驶员老罗，因出现意外伤害而导致无法工作，活业并因运输事故被扣罚金。迷雾老罗感到该快递公司的工尽处理方式非常不公平，希望寻求工伤赔偿，快驱却被后者告知，散灵身份老罗与其并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活业老罗也非其正式员工。迷雾

此时，老罗回忆起，当初和该快递公司车队在招聘阶段签订了一系列“无甲方”的空白协议，而后在他报销医保时发现这些合同的甲方都不是这家快递公司。最终，老罗主张自己权益受损，将包括该快递公司在内的三家“用工主体”告上法庭，要求工伤赔付。

平台用分包、转包等方式规避雇主责任

老罗的遭遇并非个案，而是存在于新就业形态中的一种极为常见的情况。从案件本身来看，该快递公司以“忽悠”劳动者签订协议的方式，隐瞒了真正的用工主体，由此回避了劳动者追问其归属企业和身份的问题。

根据老罗签订的两份合同显示，除快递公司是实际用工方之外，一个主体（科瑞公司）与该快递公司之间建立了承揽业务的关系；而另一个主体（盈禾嘉公司）则是给老罗代发工资的公司。

因此，老罗作为一个劳动者，接受快递公司的管理，却为科瑞提供服务，又是从盈禾嘉领取工资。三方关系复杂，再加之合同条款中注明了甲方对于出现意外伤害不负责任等条款，最终导致法律责任被“甩锅”。

由此可见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对灵活用工的实际状况，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。

当下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，已经成为我国劳动领域最热门且重要的问题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成为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的核心内容。然而，在国家已经出台了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背景下，仍存在很多制度落地难题。

实际上，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多次提出了诸如“个体工商户”这类用工方式存在的风险，业务承揽、缴税地、保险落户地也各有不同。然而，平台企业及其业务合作主体，在过去一个阶段广泛使用这类方式，导致劳动者在出现权益受损时救济无门。

究其原因，这一方面，是由于平台企业用分包、转包等方式规避了雇主责任；另一方面，则是由于当前法院认定劳动者与各方的法律关系时存在较大困难，只能具体案件具体分析，很难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。

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

不以身份为标准

在这起案件中，没有用工主体负责，甚至涉事快递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的协议中，明文规定了劳动者自己负责的条款，都将这种故意模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份的行为做到了极致。那么，如何拨开劳动者的“身份迷雾”，让劳动者在权益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得到救济和保护？

首先，应积极推动地方政府落实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及其他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关系归属。特别是，对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状况，应加快确定具体类型的进度，以便有效地明确劳动者身份和用工主体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。

同时，有关方面需要尽快出台职业伤害险的法律法规，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制定职业伤害认定标准和赔偿标准，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职业伤害方面的救济，能够在平台的数据源头上就得以落实——对于平台劳动者每完成一单扣几分钱作为职业伤害保险，这个操作从平台内部算法运行中即可实现。

其次，应尽快探索针对职业伤害的裁判标准，为各地仲裁院和法院提供相对较为统一的标准或可以参考的判例，以促进这类案件能尽量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
而政府和各级工会，也应该增强线上宣传普法工作，推动建立更多的法律援助热线等便利形式的服务，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多渠道了解自身权益，增强规则意识，以免落入层层转包、分包、外包的“陷阱”。

最后，地方政府应积极宣传已经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改观的平台企业，倡导平台企业自身加强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沟通，在提升安全意识的培训，增加平台关爱福利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——不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为标准，而实行在平台工作就享受平台福利计划的举措。

如此，方能更好地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，避免劳动者因身份不清求助无门。

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| 孟泉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副教授、劳动关系系主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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